央视快评丨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
[27]相比之下，西方女权思想发育自现代民族国家定型之后，女权诉求也从政治领域中逐步向社会领域渗透。
实践中，对于法院党组讨论决定本院重大事项、审判工作重大问题，并不存在争议。代表法院办理案件的，要么是合议庭，要么是组织法意义上的独任法官，并非单独的法官个体。
院庭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监督职权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责任。为了提升审判长的积极性，一些法院明确独任法官审理的案件不再报庭长审批，由审判长行使审批权，审判长实际上成了没有行政职务的二庭长，变相增加了一个审批层级。即使在审判领域，科层设置只要与组织化行权模式有机融合，也能产生以下正面效应： 第一，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探索取消助理审判员，在完善法院人员分类基础上建立法官助理制度，辅助法官完成事务性工作。之所以在新要求中增加准确二字，显然是有专门考虑： 首先，实践证明确有必要。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评估试点经验基础上，制定印发了《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以下简称2015年《责任制意见》），夯实了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地基。但是，随着我国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审判工作也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司法责任制作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还必须持之以恒、以变应变，在不断解决问题、完善配套过程中彰显优势、释放效能。但是，在法院之内，由谁具体行使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对未参与审理的案件能否行使权力？若内部存在分歧，结果如何确定？又由谁承担责任？从制度上回应好这些问题，才有利于彰显审判权的特殊属性，将法院和法官从传统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中拆分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述最具基础性的讨论，构成了司法改革的元问题，也是制约改革成效的争议焦点。履行审级监督、对下指导职能的需要。党的十九大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法发〔2018〕23号，以下简称2018年《责任制意见》）。第二，职业化的推进需要过程。
第二，研究内容侧重把握政治方向和政策原则。其实，有必要提交党组研究的案件范围，与应对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是高度重合的，这也更加说明了分工协同、各有侧重的重要性。
实践中，有必要纳入党组研究范围的案件包括：有全国性影响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过去分3—4个审判机构、若干名院庭长监督管理的事务，改由1名分管副院长、1名庭长统筹。第三，有利于组织有效运转。
（四）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人民法院审判权力运行的基础框架，是依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经验，充分借鉴吸收苏联的审判模式形成的。德国的司法学说和实践虽不反对职务监督，但都要求设定边界和限度。而且，如果院庭长直接否决合议庭意见，就阻断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机会，导致审判员能审不能判，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人的问题不解决，制度就无法有效建构。
经过6年运行，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21年11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法发〔2021〕30号），调整完善了四类案件的认定标准。但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更加严控机构编制的政策背景下，这一模式基本没有推进实施空间，即使明确不增加庭长职数，实践中也很难操作。
这种强调集体主义、整体责任的制度土壤，必然导致管理上的科层制、运行上的行政化，至于哪种科层制是必要的、哪类行政化又是合理的，只能紧随时代发展，接受实践检验，不断调试完善。（三）科层化监督与审判庭设置 在我国，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独任庭、合议庭、审委会是审判组织，立案、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监督等审判庭则是审判机构。
事实上，单凭对领导核心作用和最高审判组织的字面理解和含义比较，很难触及法院党组、审委会的制度定位及其政治底色，只会得出极端或偏颇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宪法、法律规定，还是组织化行权模式，都没有给法官独立留下制度和操作空间。针对上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印发《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法发〔2017〕10号）和《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法发〔2017〕11号）。系统意义上的司法责任体系，是一种包含多种要素的结构性制度安排，包含审判权力运行、审判资源配置、法律统一适用、违法责任追究、依法履职保障和司法质效监管等制度机制。通过分案程序，独任庭、合议庭与所在法院之间，即产生一种特殊的代理关系。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路线图，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法发〔1999〕28号，以下简称《一五改革纲要》）和《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法发〔2005〕18号，以下简称《二五改革纲要》）中。
最后，综合配套迫切需要。2017年10月25日，为确保司法责任制改革有规范明确的政策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
过去有种观点，认为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发扬司法民主，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矛盾对立关系。（四）优化调整，形成体系（2019—2022）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入推进，一些法院出现了审判监督跟不上、审判权责分不清、类案裁判不统一等现象。
此外，法官定编工作后来更名为法官定额制度，但进展十分缓慢。院庭长的岗位承载的不止是权力，还包括相应责任，权责配置合理，可以防止科层运行失序。
实行综合性试点后，首先被突破的，就是一直困扰改革者的加法减法问题。第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层面。例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本质区别，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党与法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等等。意见对规范审判人员权责配置、完善院庭长办理机制、健全司法绩效考核制度等提出进一步要求，也系统整合了试点期间分散出台的改革政策。
合议庭评议后形成的裁判文书，也须由院庭长按权限审核签发。过于绝对化的理念，特别理想化的图景，都可能让改革建议落入西方司法模式的窠臼，仅追求与此模式的形似。
通过推进裁判文书上网，建设司法大数据库，将办案流程嵌入办案平台，辅之以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精准检索、类案推送、预警提示、偏离度监测等功能，能够提醒审判组织及时纠正偏差、统一裁判尺度。专业法官会议只是一个咨询平台，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只是参考性意见，没有强制效力，独任庭、合议庭可以独立决定是否采纳。
如《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0〕24号）、《关于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20〕35号）和《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法发〔2021〕2号），构建起类案检索初步过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咨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考虑到有些案件依法必须提交审委会讨论，但合议庭内部不存在分歧，明确可以不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
（二）审批权正当性之争 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在审判组织、审判人员方面，几乎完整沿袭了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不落实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司法职业保障就成为无本之木。人们平常所说的法官独立办案或独立表达意见，要么用以形容素质能力，如能否自主作出判断。因此，在推进司法责任制之初，去科层，扁平化被理解为回归司法规律，审判机构和庭领导被视为科层制的代言人，成为了改革对象。
在他看来，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遵循，并驳斥了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的说法。对于经过重新选任的审判长、独任法官，实行对应的职务序列和工资政策，确保他们能安心在一线审判。
体现在裁判文书上，法官意见必须通过本院认为表达，文书加盖法院院印方具司法效力。审判委员会的决定，独任庭、合议庭和院庭长都必须服从。
集体领导的体现形式，一是合议庭的集体审判，二是审判委员会的集体讨论。但是，法院党组能不能研究具体个案，并就如何处理作出结论呢？如果相关案件之后又提交审委会讨论，审委会是否必须执行党组决议？对上述问题，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
